影响因子，中国的研究人员肯定再熟悉不过了——毕业、晋升、成功都可归功于它，对它又爱又恨。

爱，它是相对公平的，它用简单的数字总结了你的研究成果，让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恨，他又是不公平的，单一的评价标准，掩盖了一个科学家的其他方面的能力，限制了创造力。这也使影响因子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于有些知名的科学家和杂志公开放弃影响因子。

在对影响因子的批评逐日增长的趋势下，Nature 杂志刊登的一篇评论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青年教师John Tregoning表示：如果没有影响因子，你们将如何评价我！

在初级教员中，有一个被夸大的“谣言”：影响因子将死。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轮融资中，我的研究成果被一位评论者评价为出版在“高影响因子期刊”，而另一位认为出版在“中等影响因子期刊”，这对他们的资助金额产生了重大影响。你一定被告知，你的论文只有发表在影响因子超过某一值的时候才能被计算在内。或者，更糟糕的是，出版在低影响因子的期刊上是对你简历的污染。

即使是签署了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DORA）的机构，也这样认为，该宣言主张用更好，更公平的方式取代期刊影响因子（JIF）。

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使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研究的唯一工具是一件坏事。

但是，目前除了抨击以JIF作为评价标准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可供选择。寻找可替代标准的代价是巨大的。JIF，毋庸置疑，在很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但是，它很容易，就想实验数据一样，JIF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轻而易举，对科学家划分了等级。它是如此的便捷——用少许的时间查看一下期刊列表——然后你就被定义了，并根深蒂固。当然，从宏观上看，这并不完全错误。在具有较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一般来说，是比发表在那些低影响因子期刊上的文章要好，要重要。

初级教员常常被告知，不应该再关注影响因子，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可替代的标准。那么，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在哪里留意传统的学术轨迹呢？如何跨越不确定性和现状？结果，压力大，效率低。

理想情况下，只要我把我的研究成果放在哪里，就足以告诉人们我的才华，并加以推广。但是，这不是系统的运作方式。

在跟我相仿的人中，那些专注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似乎比那些更会社交的人表现的要出色。但我判断，他们的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伟大的科学与伟大的事业不是时时相伴的。在当前的社会系统中，人们都希望将自己伪装成精英，但这是主观的，有偏见的，建立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上，并带着虚无缥缈的运气。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利用我们的声誉，而我们的主要工具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成果进行战略定位，以确保正确的人注意到它。为了保持竞争力，我们需要一张地图和时间来为它保驾护航。

而影响因子就是这张地图。对于论文发表数量少的人而言，JIF是前瞻性的而非回顾性的。JIFS提供即时数据；H-指数和引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是早期职业研究者尚未积累的奢侈品。在旧的系统下，只要你努力工作，以你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就可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这为我们带来了工作，通往行政管理岗位的钥匙以及终生的幸福。当然，这是独木桥，偏爱哪些有幸找到非常优秀的实验室的学员，他们可以快速成功。但至少我们也能减少失落的时间。

现在，谁知道什么算数？当我试图让某人为我的美国之行掏钱时，天知道我天真的提交给掠夺性期刊的摘要如何了？它是如何与这本期刊发表的完整文章竞争的？还是我的摘要真的很精彩？

虽然DORA在我心里，但是影响因子还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然，我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通往目的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评估和认可科学研究人员对社会更为广泛的贡献（包括公众参与，内部委员会和教学）。事实上，如果招聘委员会想要奖励它，那么处于上升一代的科学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可以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科学事业。这些优势包括：更社交化的方式来做科学；更方便的使用信息技术来共享数据，方法和信用。雇佣和审查委员会需要意识到，旧的评价系统，对于选择有前瞻性的科学领袖不是理想的方式。

然而，现在，我不认为需要更多的想法来改变游戏规则。我更想弄清楚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它不必是通用的，但是必须是透明的。如果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比赛规则，那也没关系，我会想出办法来发挥我的优势。最糟糕的是你不知道规则，这就很难玩转，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你每次寻找新的位置时规则都会改变。基于这一点，影响因子虽然是一个坏的选择，但是至少我知道它是什么。

也许DORA的倡导者在未来5年或者10年能想出一个非常公正的方式来衡量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许它将是整体的，广泛接受的，或者是得到支持的和简单的。总之，当它能真正的发生时，都将是伟大的。与此同时，对如何判断科学生产力的困惑正在削弱科学生产力。我们需要快速解决，并且最快的解决思路是清晰的。